第21章 此生虽短意绵绵——仓央嘉措生活放荡之谜 1

在正史记载中,仓央嘉措的历史踪迹,戛然而止于青海湖附近。无论是作为一位宗教领袖,还是那个人们喜爱的风流浪子,他的故事似乎都应该在1706年(康熙四十六年)冬天,随着青海湖畔的寒风而逝。

然而仓央嘉措的身影并未定格,关于他的身后事,与他的政治生涯、日常生活一样,即使在正史文献中也充满了语焉不详甚或相互矛盾之处。这里面并不排除当时各方政治势力的有意捏造,更不排除后世人出于某种忌讳的有意篡改。再加上民间传说神秘的演绎,仓央嘉措的身后行踪,更显扑朔迷离。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的身后事,无非就是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按照正史记载,仓央嘉措在被押送北京的途中、路过青海湖附近时亡故,那么,具体地点在哪里呢?翻遍汉藏蒙三文史籍,有“青海道”、“西宁口外”、“青海”、“青海湖”、“黑河附近”、“工噶洛”、“公噶瑙湖”(也做衮噶瑙)等多种记载,这些地点的大致范围都在西宁以西、那曲以北,所以,后世史书干脆通称“青海湖畔”或“青海湖附近”。

然而,仓央嘉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六世喇嘛,也是西藏当然的政教领袖,虽然他被押往北京,但在清中央政府议罪之前,至少在名义上他还没到随便哪个小人都可以踩上一脚的地步。这样身份的人,死亡的具体地点怎么会如此语焉不详?

于是,另一种说法便也有考证的价值——没死。正因为没死,所以那些无中生有的人只好随便说个大概地点,又没有一个精确、统一的口径,所以在汉语、藏语和蒙语的不同史籍中,出现了多种记载。

然而这样一来,仓央嘉措的死亡时间又成了疑案了。

同时,既然没死,为什么又有人记载他死了呢?这又怎么解释?

如此,关于他的身后事,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长达三百年的历史谜团,至今也无定论。

综合正史和野史的记载,关于仓央嘉措的死亡时间和地点,总结起来,有三大类八种之多。

第一类:死亡说,或叫早逝说,也就是认为仓央嘉措于1706年死于青海湖附近。这也是近代宗教、文化研究者比较认同、广泛采用的说法。

这一类观点又分为三种:其一,病逝说,认为他患水肿病故;其二,谋害说,认为他被拉藏汗的和硕特蒙古势力害死。这两种说法是目前认为比较可信的。早年间还存在第三种说法,即自杀说,这种说法十分不可靠,现在几乎没有人持有这种观点。

第二类,非死亡说,也就是目前民间比较流行的“遁去说”。

此类说法又有不同版本:其一,失踪说,认为他自行逃走,民间有他“施力”挣脱刑枷而脱身的记载;其二,放行说,认为押解者迫于两难局面,“恳请”他逃走;其三,营救说,有史料记载他被其他政治势力接走,此后隐姓埋名。

至于他“遁去”之后的事,都落在“阿拉善”。无论是自行逃走,还是被放行走脱,或者被营救而走,无非是“遁去”的方法不一样,到了最后,他的最终归宿都是在贺兰山附近的内蒙古阿拉善旗终老。因此,学界也将几种说法统归为“阿拉善说”。

第三类,五台山说。五台山说又有两个版本,其一是五台山囚禁说,也就是说仓央嘉措被一路押解到北京,后来被康熙皇帝囚禁于五台山终老;其二是五台山隐居说,这个说法实际上是“阿拉善说”的插曲,认为仓央嘉措“遁去”后辗转来到五台山,隐居六年之后,最终又云游到阿拉善去了。

如此纷乱的各种观点,给仓央嘉措1706年后的“身后事”留下了种种谜团,如何穿越层层历史迷雾,找到历史真相呢?

遗憾的是,迷雾是可以穿越的,对史料的质疑、辨别、考证、舍取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历史真相,直到现在也无法找到。现代人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将各类观点逐一理清,努力找到其中可信度较高的部分。

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说法入手——五台山说。

很多人认为,这一观点见于近代学者牙含章先生的著作《喇嘛传》。

牙含章(1916~1989年),甘肃和政县人,20岁时曾在格鲁派六大丛林之一的拉卜楞寺学习藏文,之后作为嘉木样活佛的汉文秘书随行到拉萨,并在哲蚌寺学习了寺内藏文佛教古籍。此后,他参加了革命,并在战争时期坚持民族历史的研究。解放后,他曾作为班禅行辕助理代表护送班禅大师进藏,并在西藏工作7年。其后他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1952年开始,牙含章先生深入研究西藏历史,写成了26万余字的《喇嘛传》和近30万字的《班禅额尔德尼传》。这两部著作一直被现代学者认为是研究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世系活佛生平的信史。

在《喇嘛传》中,关于仓央嘉措的死因和下落,牙含章并未定论,而是并列了死亡、遁去和五台山三种说法,之后紧接着说“西藏人民一直认为仓央嘉措死在青海海滨”。

其中五台山一说,牙含章先生说,这见于藏文的《十三世传》。他简单地归纳为“十三世到山西五台山朝佛时,曾亲去参观六世仓央嘉措闭关静坐的寺庙”。而他看到的藏文原文,翻译过来的大意是:十三世喇嘛曾在五台山朝佛时,于仓央嘉措闭关修行的公亚东山洞中,为纪念这位前辈念诵《大慈悲经》21日。

然而奇怪的是,这一细节在牙含章《喇嘛传》的“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一节中丝毫不见记载,只简要地叙述了十三世喇嘛途经五台山的活动,无外乎是讲经说法和会见一些外国使节等。

可见,牙含章并不是倾向于“五台山说”的:在“六世喇嘛”一节中,他只不过是并列出几种民间说法,而非做出结论性意见;在“十三世喇嘛”一节中,他认为“参观遗迹”一事根本不值一提,不宜再做史料记载。况且,牙含章并未明确指出仓央嘉措是“五台山隐居”还是“五台山囚禁”。

因此,凡是用牙含章的《喇嘛传》作为“五台山说”正史证据的,全都是断章取义,绝不能将学者列举的传说、猜测性说法当做他的学术观点。

但是因为在民间,这种观点确实比较流行,虽属无稽之谈,但有必要继续分析一下“五台山说”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第一,五台山隐居说,可信度非常低,低得简直可以不去考证。

民间的说法中,仓央嘉措“遁去”之后,游历到五台山,找了一个山洞避难。有一天,来了一位姑娘,送他一幅观音画像。他把像挂在壁上,开始念“安像咒”,这时姑娘忽然离地而起,冉冉走入像中。那幅像中的观音开口说道:“不必再念,我已到像中来了!”这时仓央嘉措才醒悟,原来那姑娘是观音的化身。因此,那幅画像被称为“说过话的像”,他修法的山洞被称为“观音洞”。

这种事儿足以让人相信吗?很好笑的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信,那就会联想出一件荒唐的事情——在藏传佛教中,喇嘛被视为观音菩萨转世,一个化身遇到另一个化身,竟然不认识,这是什么逻辑呢?

这座“观音洞”,现在山西五台山台怀镇南二里处的一个悬崖上,规模不大,有上、下两院,上院在山上,殿后有天然石洞两个。左洞相传是观音菩萨修行过的地方,右洞相传就是仓央嘉措住过的。而下院在山脚处,据说仓央嘉措也曾在这儿静坐修持过。

很显然,这是个民间传说。几乎所有有佛寺的地方都有类似的故事,更何况五台山这样历史悠久的名胜之地。

说它可信度低,是从情理上推断:仓央嘉措不敢来、五台山不敢收。

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五次“巡幸五台山”,此地俨然是半个皇家寺庙基地,寺院管理一定非常严格。虽然清朝前期废除了度牒制度,但却是中国历史上僧官制度最为完备的时期。京师设僧录司,地方上从行省、道到县分三级设立僧纲司、僧正司、僧会司(唯独湖南衡山县破格设省级的僧纲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僧务机构都是设置在寺院之内的。这就是说,地方寺院都有政府派来的官员。

那么,一个汉语讲得很可能不太灵光的僧人,跑到五台山这样的皇家宗教重地“挂单”六年,仓央嘉措怎么可能有这样大的胆子?藏在乡野之间尚且提心吊胆,难道他还敢跑到中原腹地、尤其是五台山这样显眼的地方?况且,谁也不知道康熙帝会不会再次“巡幸”,又有哪间寺庙敢收留外来僧人?

“五台山隐居说”更不可信的地方在于,它被“嫁接”到“遁去说”中,成为仓央嘉措四方云游的一段插曲。

第二,五台山囚禁说,可信度不高。至少,囚禁在五台山是不足信的。

首先,如果仓央嘉措被顺利押解到北京,并见到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的做法很可能是规劝和教导一番,之后大张旗鼓地送他回西藏。如果秘密处决,或者羁留囚禁,西藏的局势稳定不住,会激起藏民的不满。康熙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一点在介绍“阿拉善说”时还会详细分析。

其次,即使是对外宣称仓央嘉措已经死在青海,康熙也不大可能将他秘密囚禁在五台山。因为,至少在顺治皇帝派阿旺老藏(也就是康熙皇帝赐号的“清凉老人”)任“总理五台山番汉喇嘛”之前,五台山已经开始了汉、蒙、藏三族共建的局面,康熙时期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庙已经不少。

以藏传佛教对喇嘛的尊崇,康熙皇帝将仓央嘉措囚禁于此,岂不是故意激起民族矛盾、惹祸上身?即使仓央嘉措被迫隐匿身份,但这些寺庙的喇嘛们见到一个会说藏语的陌生僧人,难道不会生疑?

况且,如果此说成立,虽然清宫档案可以销毁记录,但没有不透风的墙,至少应该存在两类野史材料:一、某大臣对康熙囚禁仓央嘉措事件的笔记;二、某个五台山喇嘛对仓央嘉措的回忆录。然而,即使这样的野史,现在也没有发现,更别提仓央嘉措用过的东西这样的物证了。

那么,牙含章先生提到的藏文《十三世喇嘛传》的记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有些学者的推测,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十三世喇嘛确实在五台山参观了一些寺庙,而当时的汉族地区已经流传出“五台山说”,或者,十三世喇嘛在参观的时候想起了仓央嘉措的命运多舛,不由得凭吊一番,这样,后人误传他参观的寺庙是仓央嘉措住过的,再之后便明目张胆地成为“五台山说”的直接证据了。

为什么十三世喇嘛会想起仓央嘉措、并感同身受般凭吊一番呢?这就要说到他当时的处境。

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清光绪二年(1876年)5月出生,20岁时亲政。

在19世纪70年代,毗邻西藏的中国外藩全部被纳入了英国势力范围。1884年,英国开始打西藏的主意,经过多次的试探后,1888年3月,英国终于动用了武力。十三世喇嘛虽然极力抗击侵略者,但得不到的清政府的支持,抗英行动只能以失败告终。1888年是藏历土鼠年,因此藏胞称这次的抗英战争为“土鼠年战争”。

1903年秋,在英国人荣赫鹏的带领下,英军第二次进军西藏,并于1904年8月占领了拉萨。在此之前,十三世喇嘛已经离开拉萨,想去北京求援。但清政府以“贻误兵机,擅离招地”为由,革去了他的喇嘛名号。无奈,他只能改道去蒙古,并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滞留到1906年;此后,又暂居青海塔尔寺一年多。他想回西藏,但驻藏大臣不许,他想去北京,又没有了名号,就这样,颠沛流离了三年,他才被允许进京觐见皇帝。

可当他1908年正月途径五台山的时候,清政府那边却没信儿了,他只好在五台山住了半年多。在此期间,德国、日本、美国、沙俄等国使臣和代表不断地来“看望”他,他难免担心这样的“外事活动”会遭到清政府进一步的怀疑和不满。此时的十三世喇嘛,真是内外交困,难免联想起同样命运多舛的仓央嘉措。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面临敌对势力的时候,都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一个是当时的“假”,一个是此时的“被革”;一个是当时被押解进京,一个是想进京却受到百般阻挠。此时的十三世喇嘛找间寺庙参观一下,如果恰好听到仓央嘉措“五台山说”的故事,虽然他是不相信的,但记录者笔下的附会之处,也是在所难免。

由此看来,无论是“五台山隐居说”,还是“五台山囚禁说”,几乎都无法成立。

此外,学界还有对“五台山囚禁说”的另外一种批评意见:藏文版《十三世喇嘛传》中确实有他朝拜六世喇嘛遗迹的活动记载,但此处文字仅仅说“六世喇嘛”,并没有明说是仓央嘉措,还是后来的益西嘉措。持此观点的人认为,益西嘉措后来被囚禁在五台山,后人混淆、讹传,流传出仓央嘉措的“五台山囚禁说”;甚至还有好事者要考证益西嘉措最后是否被囚禁在五台山。

首先必须要说明的是,牙含章引用这段文字的时候,明确点出了“仓央嘉措”的字样,分析一件不存在的事儿,根本就是无的放矢。

其次,这种观点不合情理和逻辑,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上一章目录+书架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