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科学家给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研究领域的“一个包含很大错误的图画”似乎很奇怪，首先考虑在一个没有书面语言和网络的时代，那个我们祖先曾经生活的世界，是不可能记录下古尔德所犯的臭名昭著的错误的。如在口语中一样，当词快速地被说出的时候，证实是谁说了什么是困难和不可能的。只是在当代社会中，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战略性错误新闻秘书系统才可以被记录下来。
考虑第二个即使现在似乎还是没有关系。古尔德做得不错。
其他人正在采用类似的策略获得成功。在其他地方，关于由斯蒂芬（Stephen）和希拉里·罗斯（HilaryRose）合著的一本书一些文字，我已经写了相当多，我不在这里重复。这足可以说这本书的投稿人对于一个虚构的世界非常生气，在这个世界里面人们相信所有愚蠢的事。
来看另一个例子，想想加里·马库斯（GaryMarcus），他是谁，我应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人。我们对很多事的看法都很一致，并且我将把我称作他的一个崇拜者。他是史迪芬·平克的一个学生，他的作品对我影响很大。在马库斯最近出版的《复杂的结构》（Kluge）一书中，斥责进化心理学家认为所有的进化将会导致功能的优化，并且他坚持替换进化这个词，因为这个路径依赖（例如，历史）交换，以及限制，将会产生“一个足够好的结果”。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某些东西设计得好或足够好，与其是按最佳情况设计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区别。马库斯的观点是心理可能不是按最佳情况设计出来的。
为了符合他的观点，马库斯引用约翰·托比和勒达·科斯米德斯的一段文字：“自然选择倾向于引起一种积累，最好的功能设计会由此积累起来。”
在这里马库斯对这个引语的战略性解释将在一个晚宴中起作用。
史密斯夫人：为什么，琼斯先生？这个汤是今天晚上最好的！
琼斯先生：谢谢你，史密斯女士。
加里：什么?!这个汤是真的美味无比，我喜欢小扁豆！但是你不能向我证明这是你曾经做过的所有可能的汤中最好喝的！哈哈！
史密斯先生：谁让加里·马库斯进来了？
引用托比和科斯米德斯的话是一个言语策略；马库斯正在期望你将认为“最好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完美”或者“最佳”，可这个词不是。万一词义是模糊的，有什么方法去表达真正的意思？
好吧，在这篇马库斯所引用的文章中，引用部分之后的两段文字里，托比和科斯米德斯写道“适应一定是次优的……”，并且，在这篇马库斯所引用的文章中，在和引用部分处于同一段的文字中，他们谈到读者对理查德·道金斯的书《延伸的表现型》（TheExtendedPhenotype）的看法：“一个对于许多过程的广泛讨论，这些过程阻止了达到完美最优的选择。”
如上所述，古尔德和马库斯最近在对进化心理学的批评中，没有对他们的观点有所补充。戴维·布勒在2008年的晚些时候，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上一篇短文阐述了一般的对这个领域的批评。这篇充满着如此之多错误表达的文章从何开始我们很难知道。我认为我喜欢的部分是布勒写的：“毋庸置疑的是一些人类心理机制从更新世开始涌现。但是其他的心理机制是远古进化而留下来的……”他暗示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是在更新世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一些模块在出现日期上早于近期的进化过程，这种事也从没发生过。虽然这很愚蠢，但那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建议进化心理学家按着这条路去单纯地对心理发展的历史进行思考。
犯战略性错误是好的，我的意思是指“有效”，肯定不是“道德”，这个策略就是当犯错误的付出代价低的时候，采用战略性错误就会带来高收益，比如无论当你什么地方错了，你还劝说其他人相信的时候。
因为发现事物的真实情况通常是比获得它们的价值更麻烦的事情，犯战略性错误通常是个优秀的策略。
话说回来，我想特别澄清的是，我不是在说古尔德、布勒、罗斯和他们的支持者是（必然地）在说谎。他们有可能是在说谎，但是我认为更可能是这样的，即至少在其中一些例子中，他们正在有选择地阅读（或记住）一些事情，为的是去构造一个论点，他们可以用来说服别人的论点，他会给那些他们正在批评的人冠以某种观点。通过保持战略性忽视，或者，再一次战略性忘记，那些他们批评的作者已经做了相应回应，这些作者可以争论，不用撒谎，他们的批评是有效的。如果我已经忘了你曾告诉过我这个世界是圆的，我能公开地更正你认为地球是平的。
战略性的错误需要许多记忆努力。为了犯战略性错误，需要有设计的相应机制来记住和忘记事实，如果想要记住事实那么就支持它，如果想忘记就破坏它。已有对这种记忆机制的一些证据，其中之一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即模块是设计去实现犯错误的战略。
所有都在你的模块中
我结束这一章之前，简要地介绍一个领域，谈谈当我谈论犯错误获得的优势时，这个领域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安慰剂效应。在一个安慰剂效应的例子里，病人吃了一个无效的药后，病情改善了，通常归因于他们相信这种物质是，或者可能是一种真正的药。按照这个意思，他们对他们得到的这个物质的认识是“错误的”。在一个不小的部分中，存在一个重要的关于安慰剂效应争论，因为安慰剂效应是很难研究的。例如，在一个典型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安慰剂控制组，某些组的病人组获得了治疗，另一些组得到了安慰剂，通过比较痊愈的比例，来看相对于安慰剂组，治疗组的病人是否康复得更好。是否一小部分人的病情在安慰剂控制组改善，我不知道，仅从这个研究来看，是否在没有安慰剂的情况下，人们也会痊愈。
我不想真的加入这个争论，它似乎和我严苛地去进行其他学术争论一样（是十分严苛），但我举出这种对安慰剂效应的争论是为了让你去进行争论。
首先，让我们清理一下这个概念，你就将会惊讶地发现，仅仅是一些人告诉你一些事（例如，“那些你刚吃过的药会减轻你的疼痛”）就能改变你的生理状态或者你心理的体验（对于疼痛或者其他无论什么）。当然，这样可以。人们拥有的深奥的生理机制总是会对人们告诉它们的信息进行反应。当然如果有人告诉你关于一个你爱的人的死讯，或者你赢了彩票，如果这简单的信息没有对你产生影响，我们将会惊讶你将是什么样子。
但这实际上比安慰剂效应更基础。你听到的东西会以某种方式影响你的大脑。再者，如果我们正在避免二元论，加工一些信息所指的所有意思是，你的大脑在以某种方式改变。我们惊讶于一个特殊的人说出的一些话，例如当你吃一个糖片时，一位医生说的话会影响你的大脑，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特殊人说出的话如何影响你的大脑，例如一位医生告诉你一个你深爱的人的死讯？同样的方式，说的话总是在影响你的大脑和生理机制。实际上，这就是它们所做的。这就是它们能做的。
所以，对我来说似乎这个问题真的一点也不是关于探讨安慰剂效应如何发生的，而是探讨发生的细节。我们要明白一个不可能正确的答案，即在进化的过程中，对安慰剂效应敏感的人痊愈得比其他人要快，这样敏感性就一直被选择。于是，你正在“免费”获得一些事情。那就是，如果可能治愈得更好或更快，无论是否因为一些人给你糖或者你相信神或者其他什么方法，然后自然选择应该很喜欢这种可以使人痊愈得更快或更好的方法而一直选择它，不管是否是安慰剂效应。回答得比这更微妙。我不知道我在这里正在描绘的答案是否正确，但是这是一个思路，而且它与权衡有关。
在我看来，疼痛系统似乎是被设计出来的，至少是部分被设计的，为了使你改变你的行为从而避免未来的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的脚踝破了你会移动，这是用进化的方式告诉你坐稳了。是的，这个系统的发展可能会给你的能力发展让步，让你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如获得食物、建立社会关系，或者沉迷于你的偶像，但是做这些事的时候必须去降低未来受伤的概率。当然有时疼痛系统是暂停工作的，我想到的是，比如当你带着旧伤参加一场关键的比赛或战斗。让我们想象在战场上某个士兵，他停止护理自己受伤的脚趾。这个疼痛是有用的。现在再想象同样是这个忍受疼痛的士兵仅仅是在他同胞后大声呼喊：“他们就在我们后面！”我们听到的词已经深刻影响我们的经验；这是很好的设计。
所以，疼痛的机制是一种权衡。如果我现在休息，身体的资源可以被用来治愈病痛而不是去做其他重要的任务。权衡是治愈病痛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用全部力量来维持一个免疫系统的工作是非常耗费能量的；实际上压力在许多生物中，包括在人类中，抑制免疫系统的活动。这体现了一个权衡，即当有机体是抑制的，资源一定会从免疫系统转移的。
所以，可以把疼痛看作是一种关于如何权衡治愈病痛和其他人可以做的任何事的信息。如何做出这个权衡取决于很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因素，特别是对人类而言，是社会生活。如果我陷入麻烦中，并且社会生活是支持的，似乎我不需要把治愈病痛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能渐渐收回我花在治愈病痛上的能量，并把它们使用在其他有用的活动上。所以在一定环境下，“拒绝疼痛”是有意义的，自信我不需要去献出我所有的身体资源去立即治愈病痛。在这种观点下，安慰剂效应是重新向下设定权衡点。拒绝疼痛，去做其他任务。
很多人已经从病人和医师或医治者间关系中讨论了安慰剂效应。可能是这样。如果某人照顾我，并且这个人相信无论她做的什么都是有用的，然后我最好把这个昂贵的治愈系统向下调整。为什么一个你信赖的医师或者朋友不会按这种方式对你的生理状况产生影响，以相同的方式，医师或者朋友需要说多少话才能影响到你？只要这种宣称中不包含安慰剂效应给予身体“额外”的治愈病痛的能量，而只是改变生理的权衡，我能想象会出现对这种现象的任何可能解释。
概括
这章内容不少，在结束之前，进行一个简要的概括。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用了短语“战略性错误”来讨论一揽子的现象，而其他人喜欢用其他种类的词和观点来说明这些现象。虽然我认为一个术语如“积极错觉”是巧妙地去描述其中的一些效果的，可我喜欢“战略性错误”这个词，因为我认为它指出了这些系统的作用，劝服他人一些事，如果他们相信你，你会更好。然而我用一个“错觉”描述一些发生在一个可笑的环境中的事情，如一个副产品的错觉是把它们的一些机制假设为有用的，我认为犯“战略性的错误”是你大脑中的不同部分都发挥作用的最好方式。
一些人已经提到一些如这章中作为例证的“自我欺骗”的效果。直觉是这些例子表明我可能相信一些事，而一个没有偏差的人掌握相同的信息却不会相信，比如我的足球队会赢得比赛，即使在半场结束时我们还0∶2落后；我是个优秀的司机，即使我已经撞到了一个固定的物体；或者我能控制我扔出的骰子。整个大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且甚至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真的知道”“在某种水平”，但这是“欺骗自己”而去相信其他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模块化的观点，这些现象是很神奇的，有了模块化就不足为奇了。大脑中的一些部分（一些模块）是设计用来具有某种功能的，而不是保持正确，因为一定的策略有其带来的益处。这些模块进行宣传，并且，像很多传统的政治宣传一样，信息不总是精确的。
在我看来继续讨论“自我欺骗”没什么值得高兴的。这个带标签的问题出自于心理学的对于“自我”这个词的强调，认为存在一个统一的“自我”去代替一个模块的集合。如我们在下面两章中将见到的，几乎任何时候你碰到一个有“自我”一词的理论，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知识系统。这里，我没有看见为什么以一些系统化的方式犯错说明存在任何的自我欺骗。我想可以稍微这样想，欺骗在某种意义上是和其他事情一起发生的，但这不是说一个模块从另一个模块中抽出什么东西。
如果较少地去猜测什么是正确的可以使一些社会策略问题得到最好的解决，因为劝说的价值，我们将会期待许多模块被设计，这些模块会在对一个人的特质、能力和未来的问题上犯战略性错误。
有时，也可能是通常，真相是有用的。所以不必惊讶，当你发现一些模块是设计用来发现真相的。
那么，如果有两个不同的模块有不同的功能，一个为了说服的目的需要犯战略性错误，而另一个为了其他一些目的需要尽可能正确，会怎样呢？你可能有这样一个表征，一个人到目前为止一直是个优秀的司机，现在他要决定是否在高速路上酒后驾驶。理想的情况，你想要的是公共关系模块去犯战略性错误，但是决策系统将会选择那个正确的。这会导致对某个特质需要在同一个头脑里出现两个相互矛盾的表征。
这听上去应该很熟悉。我们在这本书的开头出现过这些例子。这些观点在下一章中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