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就是生活，人生惟有前进——巴金。
人生是一座山，重要的不是它的高低，而在于峻秀；
人生是一场雨，重要的不是它的大小，而在于及时；
人生是一个谜，重要的不是它的谜底，而是它的无常！
初夏，阳光灿烂，绿色的田野，金黄色的麦子，微风中，传来阵阵布谷鸟的叫声......
突然，风起处，下起了冰雹，泥泞的土地上到处散落着被冰雹打落的麦穗......
转眼春去夏来，离1978年高考的日期越来越近了。
我和Y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地谈论高考的事情。
一天，我从我妈学校出来，又去看Y，闲聊中，Y一面打字一面关心地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我坐在她身边，满怀信心地回答。
“有把握么？”Y不放心地问道。
“有！”我断然地回答：“如果再考不上，这辈子就不结婚了！”为了表达我的必胜信心，我又加了一句。
在那个年代，对每一个人来说，结婚可是人生头等大事！因此我们常常以此起誓来表达自己的决心。
Y听了，停下正在打字的手，转过身来，用充满疑虑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观察我说这话是不是认真的，然后又转回身去，低着头继续打字。
半晌，Y轻轻地问道：“如果考不上，真的不结婚了？”问的时候她没有看我，但明显有点忧心忡忡。
我突然感到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因为虽说我和Y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但我们彼此间都知道我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是我，已经开始在憧憬将来和Y结婚后如何双宿双飞的场景了。
于是我忙笑着安慰她道：“不可能考不上！”
“再说，现在即使是做和尚，也是需要大学文凭的。因此如果我考不上大学，这要做和尚也没有地方收啊！”我见她依然显得有点忧心忡忡，于是就打趣道。
我没有说谎，当时如果要做和尚，还真的需要是佛学院毕业的。
Y听到我这么幽默，噗嗤一声笑了，再次停下打字的手，转过身来，看着我说：“你真幽默！说正经的，真的这么有把握？”
“有！”我看着她的眼睛，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不能失败，也不会失败！”
Y听我这样说，就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凝视着我，但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欣慰和赞许。
不过，我说的是真话，这半年来，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还有来看她的这半小时，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复习高考，连星期天也没有放过。
加上我妈在向明中学，那可是当时上海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每天我在我妈所在的办公室，有问题了，马上可以去问老师，这样的条件也绝对不是大多数的人可以有的。
包括，我这个人可能天生就是一个学理工科的料，数理化对我来说不但不枯燥，反而让我在每解出一道难题时会产生一种难以言状的成就感，因此我在高考复习的进度上远超一般的人，所以这次高考我是志在必得！
黄昏，夕阳已经西下，上海复兴路，老湾区少年宫门口，昏暗的路灯透过路边的法国梧桐树叶有气无力地射在人行道上，一个理着平头的男孩和一个梳着马尾巴的女孩——这是我和Y，说笑着从少年宫大门走出来相互扬了扬手，各奔东西离去......
然而，这世界上：
很多人，不是你留，就一定能留住的；
很多东西，不是你要，就一定能得到的；
很多事，不是你想，就一定能做到的。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句古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978年的第二次高考，录取40万人，报考人数却创纪录地超过610万人！
因此，国家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的筛选措施——发了一个通知：
1）限制报考的年龄——超过28岁不能报考；
2）要进行体格检查，体检不合格的不能报考，并特别说明了凡是患有严重慢性疾病的人不能报考！
不幸的是：我从小就得了慢性支气管哮喘。
因此很多人好心地劝我说：“算了吧，不要再这么辛苦地日日夜夜学数理化了，你有慢性支气管哮喘，这能通过高考体检吗？”
也有些人趁机讥讽我，说：“哈！半年就想学完六年的数理化？可能吗？！现在好了，高考要体检了！你从小就得了慢性支气管哮喘，这高考体检肯定通不过，因此现在可以省省心了！”
而更多的人则是为我感到遗憾和惋惜，说：“可惜啊，努力了大半年，现在因为一纸的高考体检通知要白费力了......”
但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不认为我的努力会白费，我也不认为我会就此和成为一个大学生无缘，特别是我感到自己的慢性支气管哮喘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从五岁开始就得了支气管哮喘，看了很多医生，都说这是慢性病，无法根治，只能通过锻炼增加自身的体质来减少发病的次数和强度，于是在我十岁那年，我的爷爷找了他的一个老朋友，这人是陈氏太极的传人，来教我打太极拳，十多年坚持下来，我的体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所以我不认为我的慢性支气管哮喘对我上大学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妨碍，而最近半年的日以继夜的自学数理化，也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什么不适的情况出现。
因此我想如果我能够搞到一个医生开的证明，证明我的病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那么我还是能通过高考体检的！
但到哪里去开这张证明呢？
我想到了周医生！
周医生是我所在的高泰电讯组的医务室的周医生，但她愿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呢？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这可是关系到我能不能考大学的问题！
于是我忧心忡忡地来到了高泰电讯组的医务室找周医生。
高泰电讯组的医务室，实际只是在老式居民楼的天井里的一个不足六平米的冬冷夏热的违章建筑：
医务室内四周的墙壁简单地使用石灰刷白了一下，屋顶吊着一只40W的日光灯。
对门靠墙放着一个上半部是玻璃门的柜子，柜子里整齐地排列着病历卡；
门的左侧也放着一个上半部是玻璃门的柜子，里面有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药品、体温计等；
门的右侧，是一张陈旧的单人办公桌，桌上放着一个血压仪，还有一瓶蓝墨水和一瓶红墨水，周医生面对着门坐在这办公桌的后面。
周医生是个68届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后来队里看她是个女知青，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那时中国农村中的普遍文化程度连高小毕业都不到，因此就让她当了一个“赤脚医生”。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人会知道什么是“赤脚医生”了。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的是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
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
“赤脚医生”的出现，在当时一定程度上解决和缓解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他们在广大农村地区普及爱国卫生知识、除“四害”、根除血吸虫病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