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封的官太多太滥了。
自太原起义，到入主关中，李渊收服人心，远近来归的一大利器和杀器，就是封官.
甚至到了不分贵贱，无论贤愚，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先开个空头支票，封个官给大家高兴高兴。
这是一种李渊特有的统战方法。
当年破霍邑宋老生之战，攻防惨烈，李渊亲自见到尸横遍地，玉石俱焚，恻隐之心大动，况且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自己的家底，也经不起几次损耗。
李渊下定决心，“从今已去，当以文德来之，不复用兵戈矣。”
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就是厚赏滥封。
他曾经创造过一个非常夸张的记录，他利用自己写得一手好字的优点，亲自手写委任状，他笔不留行，一天之内，发出去的任命文书，竟然达到数千件。
这引发了部下的质疑和劝谏，但李渊不为所动。
他深谋远虑地回答道：“不希爵赏，汉室以兴，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天下之利，义无独享，率土皆贵于我，岂不益尊乎？”
李渊的理念朴素而实用。
能够用封官赏钱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花费大力气，流血牺牲去打仗？
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简单有效。
利于迅速聚拢民心士气，给了久处沉闷下层之地的人，一线前行的希望。
李渊之所以能海纳百川，快速成功，和这种大规模分封厚赏，带领大家一起捞实利的务实政治理念大有关系。
但他封的官，实在太多了，李渊也非常喜欢赐封户数。
虽然在他治下，是虚封，没有实际的含义，但如果满朝皆官吏，都是千户之家，就未免太骇人以闻了。
事情已经发展到必须要拨乱反正的地步。
李世民准备挑起这个担子。
面向民间的虚封官员，更多是一种荣誉，可以先放置一边，况且，李渊亲自手写的告身，是当世不可多得的墨宝，本身也具有收藏和荣耀的价值。
这一类，时间可以消减和抵消，不会产生大的障碍。
但中央官员，却需要动真格，否则，李世民没有办法安排后来的人上位。
这一刀下去，割掉了一大片韭菜。
长安城中，中央官吏在武德年间，有二千多人，但李世民大刀阔斧，只留下了六百四十三人。
一次裁汰掉三分之二的中央官僚，这种力度和决心，后世已经不敢想象。
李世民虽然子承父业，但在这一点上，他却更像是一个新朝的皇帝。
一朝皇帝一朝臣，一朝皇帝也有一朝的风气。
李渊留下的那些告身，还是带来了现实的政治障碍。
中央官员的调整刚完成，接下来，就涉及到地方官了。
改革进入深水区。
在隋末和李渊的武德年间，外放当官，是最让人恼火和难以接受的苦差事。
因为当时，世道不平，叛乱迭起，离开长安城这个太平享乐之地，主政地方，指不定哪天就会遇到战争或叛乱。
那有掉脑袋的可能。
外放当官，生命，是没有百分百的保障的。
因而，很多人，宁愿不当官，也不去地方主政。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李世民已经一统天下，太平可期，现在去当官，那是一件风险很小，收获巨大的事情。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迹。
七千余人相聚长安城，几乎在同一时间，浩浩荡荡分赴全国，
李世民创新了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时间。
李渊的政治理念和实务，基本因袭隋朝，集中于十一月至来年的春节，在长安城集中完成。
这是一项庞大复杂而精密的工程，因为时间所限，经常出现纰漏，不便于操作。
李世民改为不定时考核和任命，随缺随补，灵活机动。
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改动，却是贞观一朝政治的精义，虽然师古，但更要方便现实。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正如在战场之上，李世民因时因势，指挥战术法无定式，龙腾虎跃。
而在政治上，李世民也决不墨守成规，拘泥不化。
他尊重制度，也遵循传统，但决不会被固有的制度限制。
当旧制度已不适应时代时，李世民毫不犹豫地制定新的规则。
不管在战场上，还是政治上，李世民实在是一代雄才。
李世民要想尽力消除李渊留下的影响，就需要在朝堂之上，核心权力层构建自己的嫡系。
他的方式非常简单，采取了混合共存，以老带新，然后新人当家的策略。
任何的制度，归要到底都需要人去实行。
制度是死的，推广、执行、考核、变通，都需要政治长才，而宰相群体，就是皇帝的智囊团。
任何一个朝代，宰相群体的素养将直接决定国家的高度。
六月初四，玄武门事变。
六月初七，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
李渊正式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显然，已经失势的李渊，只保持了表面的体面，权力已完全移交给李世民，“闻奏”是不可能的。
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即皇帝位。
这种高效快速的权力移交，是军事政变的必然反应。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表面般风平浪静。
当时李渊名为太上皇，却还占据着太极正殿，李世民虽然登上了皇帝之位，只不过是在东宫举行的仪式。
显然，李渊在朝野之间，还有举足轻重的势力和影响力。
于国于家，都不可躁冒进，操之过急，悔之无及。
李世民对于权力和高级人员的过渡，采取了一种稳妥的渐进方式。
他先全盘接收了李渊的宰相群体，但是，他增加了几个自己一系的宰相们。
更重要的是，他新任的宰相们占据了实权和实力部门。
比如六省之中最重要的吏部和兵部，就由长孙无忌和杜如晦出任，并且李世民创新型地让他们成为真宰相。
李渊的核心权力群体，实际上就是玄武门之变当日，和他一同在海池之上泛舟的七大巨头。
李世民对李渊的宰相群体，采取了自然过渡和顺势而为二种方式。
李渊出自于关陇集团，并且在隋朝久居高位，他进入关中，入主长安，得到了旧隋官僚群体的双手赞成。
加上李渊创业初始，四周强敌，虎视眈眈，时刻面临生存压力，因而，其用人政策奉行拿来主义，毫无疑问和杨隋一朝是一体两面，。
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一个加强版和升级版，最新版本的隋朝体系，隋世大豪，大都可以在新的政权之中占据一席之地。
这种统一和延续的政策，让李渊的政府高层之中，关陇集团，江南以及山东人士，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平衡才是政治的精义。
李世民通过军事政变得以窃据大位，得国不正，更加必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为相。
他的效率非常神速，在他登上皇帝之位不到一年，李渊的宰相们就已经消失在李世民的权力核心层了。
玄武门之变中，文官系统中最大功臣是房玄龄和杜如晦，没有任何疑问，李世民将建立房杜为主体和核心建立新的权力中枢。
萧瑀成为横亘在房杜面前的一座大山。
他是李渊一朝的核心大臣，房杜要想真正上位，就必须先扳倒萧瑀。
他们选择联合封德彝来分化瓦解，逐一消融掉李渊宰相。
封德彝虽然是萧瑀引见给李渊，但他在隋朝早著大名。
一代权臣，眼高于顶的杨素曾经心服口服地说：“揣摩之才，非吾所及。”
杨素当时经常和他讨论宰相实务，折服于封德彝的才华，情不自禁之下，拍着自己的座位对封德彝说：“封郎必当据吾此座。”
封德彝以揣摩之才名著天下，也是一把双刃剑。
这是一种老于世故，熟谙人心的能力，好处是可以急对方所急，想对方所想，说对方所想说，或者直接做对方之想做。
可以让对方或上级如沐春风，利于成事高升。
但同样，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很难保持纯粹的理想或坚守传统的道德，他以一台机器般，精密计算，与时俱进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一个政体中，这类过于如鱼得水的人，最容易成为两面双刀或变节投敌的阴谋家。
封德彝正是这种人。
当房杜笼络他时，他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
房玄龄和杜如晦已进入权力中枢，是李世民的嫡系，如初升之太阳，光耀万丈。
世界是李世民的，也是他们的。
以善于揣摩人主心意和孜孜求进，名闻于世的封德彝，敏锐掌握了这种新的变化。
他的决定合理而不近人情。
他倒向房杜，抛弃了曾经的同僚，或者说也是他的贵人萧瑀，还在在背后插了他几刀。
高层斗争的第一把火，先烧向了萧瑀和陈叔达。
萧陈两人，都是江南（江左）人士的代表，萧瑀是梁萧正脉，父亲是梁明帝萧岿，而陈叔达却是陈宣帝的血脉。
南朝四国，宋齐梁陈，迭次更替，本来就恩怨纠缠，事非难断。
萧陈两大皇姓，北上长安后，和当权的关陇集团，通过婚姻或是凭借本身的文学才干，早已融为一体。
既然客居北方，为家庭计，为家族计，为国家计，自然也需要放下上代，或是上几代的恩怨情仇，眼光向前看。
这也是萧陈两人能同朝为相的基础。
但矛盾只是掩盖，并没有消失，当在某个时间点，或是特殊的场合之下，经由别有用心的人挑拔，事情就会不可控制。
萧瑀除了是萧梁后人之外，他其实也是李渊的表亲，他的妻子是杨坚皇后独孤伽罗的侄女，因而在隋朝和李渊一同为官时，二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萧瑀颇有才干，也为李渊所重，当然也为李渊所亲，李渊亲切称他为萧郎，他说道：“得公之言，社稷所赖。”
并且，萧瑀对李渊尽心尽力，李唐开国之际，万事草创，世道艰难，有一次李渊曾经责怪萧瑀负责的中书省，效率太慢，宣诏执行不及时。
萧瑀回复了一番诚心奉国，老于政道的话语，他先讲述了隋朝当年有些政令前后互相矛盾，甚至有立即发布相反诏令的情况，然后，他才讲述自己这样操作的原因，“每受一敕，臣必勘审，使与前后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
这显然是一种精忠报国，以国事为己事的负责态度，李渊心怀大慰，对萧瑀推心置腹地说：“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
萧瑀是除了封德彝之外，李渊一朝最受依重的宰相。
但他一样有一个弱点，这导致了他在李世民一朝的脆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