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币（印钞票）权，是皇家的权力象征。
一直被严格掌控，但李渊竟然大开方便之门，特许裴寂可以在家开炉铸造钱币。
这是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和李元吉才能享有的特权。
毫无疑问，裴寂这种级别的大臣，也一定会纳入李渊的姻亲体系。
在正式成为李渊的儿女亲家之后，裴寂感到高处不胜寒。
他想试探下李渊的真意，于是，他假意向李渊请求说：“臣初发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后，许以耕退。今四海义安，伏愿乞臣骸骨。”
李渊心中一片通明。
他知道裴寂的真实目的和用意，虽说飞鸟尽，良弓藏，但自己对裴寂却一直以朋友和家人的心态相处，他想成就这一段君臣深义。
李渊流下了动情的泪水，他向裴寂袒露心声，“今犹未也，要相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
李渊对裴寂许以一生的富贵繁华，二人相守到老，让这世间看一看，以利相交的，也能以义结尾。
他们都认为这种惬意的日子，会一天天永远地过下去。
直到玄武门事变发生。
当日，李渊正和一干心腹大臣泛舟海池之中，正准备一起推问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的罪名，但他们等来了全副武装，全身披甲，目露凶光的尉迟敬德。
李世民造反了。
他杀兄屠弟，并且势成骑虎，也必须攫取国家的最高权力。
李渊在事实面前，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也给予李世民一系绝对的权力，但他作为李唐帝国合法的皇帝，并且是开国明君，加上李世民此次逆行，也那些纯粹争权夺利之徒不同。
政治虽然讲强权和力量，但一样需要妥协。
李世民本来就是逆取，但他却想以顺治成就自己一世威名。
已经发生的，他不能够改变，但他可以掌握还未发生的。
名正才能言顺，因而，虽然李世民必需登上皇帝之位，却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尊重李渊的皇权。
这可以从李世民登基后宰相的人选上，明显判断出来。
他保留了李渊治下的宰相们，但加入了自己嫡系的宰相，用增多数量和占领核心部门来控制这个帝国的权力。
李渊成为太上皇，权力被架空，但他虽然不具备实际的权力，却依然是李氏家族家的家长，他依然保持了必要的尊严。
这种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分制，让李渊成为一个特殊的太上皇。
即使在李世民登基成皇帝后，他依然霸占了太极宫和太极殿，并没有从原来的起居和办公地点搬走。
太极殿是李唐王朝上朝和办公的正殿，是国之大器，李渊不走，李世民不能强抢。
他只能可怜兮兮地在东宫显德殿登上皇帝大位，原则上说，这当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即位。
这是李渊一种无声的抗议，也是他当时在朝内还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实际表现。
毕竟，位置来源于实力的体现。
但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
即使是李渊，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李世民也不可让自己一直名不正，言不顺地居于弘义宫。
但他必须先将李渊的爪牙清除干净。
李世民非常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他在一年以内，就将李渊的宰相群体们清除出了权力中枢。
但还有一颗钉子，也是李渊最重要的依仗，那就是裴寂，他还没有被斗倒。
只要裴寂在，李渊就不可能会搬出太极宫。
李世民非常有耐心，甚至在他登基的第一年，还给裴寂加了实封户数到了一千五百户，这个数字，是所有朝臣之中的顶格数字。
高处不胜寒，巅峰即下降。
在第二年时，情况起了变化。
有一次，李世民在南郊祭祀完毕之后，他邀请裴寂和长孙无忌一同和自己坐车回宫。
长孙无忌当然有这个资格，可以坐这台车子，他和李世民的关系，就是另一个翻版的李渊和裴寂。
但裴寂看到和自己一同作为李渊宰相们，早已飘零殆尽，心中不免有风寒水冷，唇亡齿寒之感。
一阵力不从心的感觉，袭上了裴寂的心头，他忽然觉得有些寂寥。
裴寂有些累了。
他拒绝了李世民的好意，但李世民依然对他表示出应有的足够尊重。
他诚恳地说道：“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
这是前后二代皇帝和前后二任大臣的直接交手和会面。
但一桌四人，三缺一，少了李渊的加持，这种权力结构又怎么能长久？
事情的结果，就是它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贞观三年，裴寂就出事了。
罪名依然是历代帝王最忌讳的误交妖人，误信妖言，心怀怨望之罪。
这条罪名的坐实，可能是莫须有的罪名，但却是李世民政权的需要。
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杜如晦，他当时在李世民一朝炙手可热，权倾天下。
裴寂将走向他人生的终点，只是他生前虽然贵盛无比，却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一如他的朋友，伙伴和皇帝李渊一样，走完了并不快乐安逸的一生。
杜如晦并不是浪得虚名，他需要替李世民办成这件事。
李渊占据太极宫太久了。
从李世民登基之日起，已经足足过去三年了。
但李渊依然起居在太极宫，视事在太极殿和二仪殿。
这本来应该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虽然并没有规定太上皇不能居住，但以讲究名正言顺的中国政治而言，李世民每天在东宫，遥望太极殿，一定是别有一番滋味有心头。
李世民是一个有追求的皇帝。
他一直很想为自己正名，不管是在家族之内，还是在朝廷之上，或是在将来的历史书中，他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唐朝的君主和皇帝。
其实，他已经有好几次，有意无意地给李渊传递出暗示的信号：时代不同了，李渊也该搬走了。
他曾经二次大规模放出李渊居住的太极宫宫女，当然有冠冕堂皇和必须执行的理由。
但这种越俎代鲍的行为无异于直接给李渊下逐客令。
事情源于李百药的一封奏疏，“往年虽出宫人，窃闻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无用者尚多，岂惟虚费衣食，且阴气郁积，亦足以致旱。”
这似乎理正辞严，却又似乎强词夺理。
放出宫人也是李唐的一贯做法，既可节省费用，也可给社会提供一批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对于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唐朝初年，完全有必要。
但李百药本人是当世大儒，又是一代良史，是《北齐书》的作者，他用了一条“阴气郁积，亦足以致旱”作为出宫女的理由，就难免让人浮想联翩，颇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
李世民立即表示同意，他回复李百药道：“妇人幽闭深宫，诚为可愍。洒扫之余，亦何可用，宜皆出之，任求伉俪。”
这更是言之谆谆。
但李世民两次放还宫女的动静有点大，数量达到三千人以上。
整个太极宫，事实上已成一座空城。
可以想见，李世民放出宫女的行为，事先并没有和李渊沟通，并且，李世民登基之后，他自己府邸的宫人，并不见得减少多少。
事易时移，尊卑有别。
时代确实变了，天也变了。
按照惯例，李世民甚至还纳了李元吉的妃子做老婆，以充实自己的后宫，他还同时接纳了庐江王李瑗（谋反被王君廓矫杀）的娇妻美眷。
有一次，李世民正在和宰相王珪议论政事，忽然感慨丛生，指着身边待立的一个千娇百媚的美人说：“此庐江王瑗之姬也，瑗杀其夫而纳之。”
王珪心中一万只操你马跑过，他赶快起身，远远躲开。
王珪的声音遥遥传来，“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非邪？”
李世民还未醒悟，大言不惭地说：“杀人而娶其妻，卿何问是非！”
在这一刻，李世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庐江王李瑗虽死，却并不是自己直接下手，他接纳他的美妾，不过是当世流行的时尚之风而已。
但王珪显然有不同的看法，他苦口婆心地对李世民说：“昔齐桓公知郭公（已灭亡的郭国之主）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为圣心是也。”
李世民本是无心之言，现在却坐实了自己喜好美色，有知善而不为之讥，不由大感没趣。
关于这个美人的下场，有二种不同的记载，《旧唐书》记载“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
但《资治通鉴》却有不同的说法，“上悦，即出之。”
这种隐秘幽微之事，事实真相，早已不可探究，可谓见仁见智，各取所需了。
但两次放还宫人，李渊心中不能无感。
也许当他看到空荡荡的宫城，心中难免失落，但他依然坚挺，因为他还有一个依靠。
裴寂还在朝廷之中。
李渊和裴寂，君臣一体，也可以说是一体两面。
他们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裴寂在朝一日，李渊就会稳坐太极宫中。
于情于理于势，裴寂必须被赶出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