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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了监狱。你想，一个警察进了监狱那是怎么回事儿？我老是想，原来是我把别人（犯罪分子）从那个门里送进去，现在是别人把我送进去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呀！
在监狱的四个月里，汉田中隔三叉五来看我。他还是警察，可以自由出入看守所，每次来给我带点吃的喝的（饮料），每一次都泪汪汪的。他的腮帮子还很饱满，却再也没有逗人乐的话语说出来，看我吃完喝完，就走了，然后再来，还是这样。他在为证明那三个耳光忏悔。我也不客气，大口地吃，狠命地嚼，就像是在咬汉田中一样。他肯定看出来了，以他的聪明不可能看不出来，我每咬一下他就哆嗦一下，好像真的咬住他一样，可他还是来看我，还是愿意让我咬他。随着对监狱生活的习惯（我竟然会习惯那种生活！），关键是我对汉田中的哆嗦起了恻隐之心，我多么善良！我又想起了我会写小说那档子事儿。那年月会写小说还是很受人尊重的。在封闭平静的监狱里，我写作的天才得到了犯人们的尊重：帮他们写信，或者写一点应付政府的冠冕堂皇的狗屁文章，他们就服了我。再在文章——那肯定算不上什么文章——里用几个生僻词，他们就更服得不得了。他们让我睡头铺，给我好吃的，给我烟抽，还给我洗脚捶背，我像大爷一样，像牢头狱霸一样。日子过得一舒坦，一种思想就恶性膨胀了。汉田中再到我面前哆嗦时，我就安慰他：是你成全了我。以后我成了大作家也不坏呀！大人物都要承受磨难的，呵呵！
我去了省城。去之前我回了一趟农村的家。我和老娘相拥而泣。从来没有觉得娘这么亲过。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娘说。咱哪儿也不去了，回来种地吧，只要平平安安就好。我只是默默地流泪，内心涌起了一股豪气，跟局长告知我被开除了时一样的豪气。哭完，娘告诉了我一个严酷的现实：家里的钱为了“跑”我的事儿都花光了。张三说我的事儿就是那个检察长想整我，他跟检察长是战友，他能摆平我的事儿，但要花3000元钱。娘就给了他3000元钱。李四说他和检察长是内亲，检察长的老婆说了，赔牛春会4000块钱就放了我。娘就给了李四4000元钱。这4000元钱，娘卖了家里的1头牛、3只羊、正下蛋的8只老母鸡和家里能拿出来的粮食，还借了舅舅48元，三姨136元，邻居们837元。显然娘受骗了，但她没有心疼钱，搂着我上下mo索，昏花的老眼几乎贴到了我的脸上。也许她意识到我不可能在家种地，还会飞走。对我的前途她很担心，想把我的样子印到她那满目疮痍的脑细胞里。
我的年龄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所长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得处处小心，担不得病，稍有差池就会遗憾终身。——一旦出事儿，没人帮我“跑”。在县城我也认识不少同学，可他们比我还尴尬，从来没风光过（我好赖当过警察，有过正经八百的工作，还是正经八百的警校毕业的）；有一点本事的，现在正上大学，只能给我道义上的支持。我上班就在乡下的派出所，跟公安局机关的人不熟；所长倒是很同情我，但他被我的事儿吓怕了，再也不敢管什么闲事儿了。因此，张三和李四就白拣了个便宜。娘从来没有说家里穷得不得了，她倒是有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我再也不敢开口跟娘要去省城的路费了，觉得自己很无耻，长这么大了还让娘担心。我把公安局最后发给我的工资全给了娘，自己只留了70块路费，就出了门。临出门，我心里说：如果我混不成个人样儿，就不回来了，您就全当没生我这个儿子。这话我不敢说出口，否则娘说什么也不会让我走。
我把走的时间选在中午，这样能避开村人。走到村南的山上，可以俯瞰全村了，我哭了个酣畅淋漓，涕泗滂沱，对着家的方向跪了下来，磕了三个响头，就走了。那时我眼前幻化出一个美丽的画面：我出名了，成了全国知名的作家，我潇洒地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还应邀回县城做报告。我洋洋洒洒地报完告，看见汉田中满脸羞愧地面对我。我说算了吧，小汉，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们还是朋友。
我倒是想过到处申诉告状来着，可那条路更难走。我都见过好几个人告状都告成了神经病，可还没有一点翻案的影子。我怕因为告状会毁了我的生活，关键是，我觉得我还有事儿可干，这比告状强多了。
事实跟我想象的出入很大。就是在省城的日子里，我又培养起了对汉田中的恨，还有那个没见过面的检察长。70块钱，除去车费和租房的费用，用作吃的就很少。一时我没有找到工作，或者说还没有找到找工作的窍门。我开始挨饿了——原谅我吧，我实在不想再提这些事儿。饿着肚子是不能写作的，事实上到省城后，在饥饿的煎熬中，我只写了102个字：李文ge手持自动冲锋枪，括号：带枪榴弹的那种。括号完。来到检察长家，先发射了一枚枪榴弹，把他家的墙打出了一个大洞。李文ge英雄般地冲进去，一阵扫射，消灭了所有敌人。夜里，又来到汉田中家，在尽情地羞辱了他——括号：卖友求荣，死有余辜。括号完——之后，杀了他，然后，强jian了潘婷。后来我觉得潘婷是无辜的，就把最后的七个字划掉了。
在一段日子里，我的整个生活就是闲逛，哪儿热闹往哪儿去，想让自己在热闹中忘记饥饿。后来我开始打点零工，就是帮别人搬东西。再后来我用一碗烩面从一个盗窃犯手里换了一辆破三轮车，拉客，也拉货，反正只要能挣到钱的事儿我都干。我和蹬三轮的盲流混在一起，学会了怎样逃避警察的追堵，城管人员的检查，学会了人与人之间骗钱的一些小伎俩。――这些事儿我想都不要想，原来我也是警察呀，现在却和盲流一样躲避警察了。我是说我觉得我和盲流不一样，他们想的是挣钱回家取老婆，我则是想在这个城市寄居下来，再伺机发展。不同之处还表现在衣着上，我有一身熨得平平整整的西装，那是我第一次领到工资，为了犒劳我自己，花了30元买的——时不时我要穿出来，找一下牛逼的感觉——或者说我更怕被那帮盲流同化。再就是我刻骨铭心的恨，几乎每个晚上我都处于半睡眠状态，一遍一遍地温习射杀检察长和汉田中的快gan。
就这样过去了两年。我还是靠蹬三轮车为生。毫无起色。我倒是想过找原来的同学帮忙来着，可我就是没找。值得称道的是，这两年里我给娘寄去了500块钱，说明我还活着，要她别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