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一个礼拜天。——这一天对我至关重要，也是这个故事发展下去的重要的一天，不然，我早就找了个女孩子结婚，生了个孩子，和汉田中一直都是关系很好的同事，直到我们老死。但事情偏不这样发展。
汉田中结婚后几乎没有一个礼拜天闲着，不是潘婷来就是他回去，可这一天他没有回去，潘婷也没有来。早上我们就接到一个报案：乡造纸厂一个女工的自行车丢了。那女孩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说那是婆家给她的聘礼，刚骑了一天就丢了，值200多块呢，呜呜呜。
造纸厂是我的辖区，（为了工作方便，所长我们三个人各管一片）可算遇到一起真正的刑事案件了！但这露脸的事儿我总不能独吞吧，就叫上汉田中一起出了现场，回来的时候带回了犯罪分子牛春会。――你要是还记得我所在的环境是那么的贫困，就知道这里的刑事案件其实也谈不上“破”，到现场看一下就行了。像这个盗窃案件，就像两点一线那么直，一点都不带曲折的。牛春会是厂长的侄子，负责看守仓库，同时也负责看守工人们的自行车。仓库的窗户都封死，只有一个门，还是牛春会从里面反锁的，要想把仓库里的自行车偷走，必须把门弄开。我和汉田中试验了好几次，从外面根本就弄不开门，因为锁门的是一根钢条，这根钢条又没有撬压的痕迹，谁都能看出来，是牛春会这混蛋监守自盗。那时候我激动的浑身发抖，感到一种重担卸下后的飞腾感。汉田中这小子倒是很沉稳，“你怎么像个小孩子？有那么激动吗？”他竟然这样说我。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因为上班后真正的第一次以我们为主的审讯就要开始了。我们那个年代，上班的第一个月都要在单位的预审上学习一个月，然后再分配。那些审讯，都是以老民警为主的。但这次不一样了。
审讯要开始了，我们两人摆好了纸张印油（按指印用），汉田中还给牛春会上了一根烟，中原牌的，一块一一盒，平时我们自己都不舍得抽呀！这小子对的谁都彬彬有礼，对犯罪分子也不例外。当然，另一层意思是好让牛春会竹筒倒豆子，干脆供认不讳算了。
汉田中说：“知道为什么让你到派出所来吗？”
牛春会说：“不知道。”
真是扯淡！造纸厂统共就30来人，丢一辆自行车早闹翻天了，他能不知道？一看就不是个老实人。
汉田中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争取个好态度，政府肯定会宽大处理的……”
汉田中在作政治思想工作的时候，牛春会一直小心地吸着烟，低着头一声不吭。这小子留着长头发，小白脸长得倒是不赖。我真想看看他的脸，可他就是不抬头，佝偻着身子，像破菜叶子一样。犯罪分子都会这么装可怜，在外边牛逼的不得了，一进到派出所就装出这副可怜相。但这并不是说他要招供了。很明显，汉田中的话没有进他的耳朵，他说：“我真的没有偷。”这时他抬起了头，我看到他一脸真诚，把国字脸摆的正正经经的，偏偏那脸上还有一双双皮大眼，一个直挺的鼻子，一张善于动作的嘴，要换个场面，我会对他产生好感。可这是在审讯室。
我说：“你们的仓库有几把钥匙？”
牛春会：“两把。我叔（造纸厂的厂长）一把我一把。”
我说：“你叔呢？”
牛春会：“他经常出差，老是不在厂里住。”
我说：“就是说你们厂里就你一个人有仓库的钥匙了？”
牛春会：“嗯”。
我说：“昨天晚上是谁睡在仓库的？”
牛春会说：“我。”
我说：“有别人吗？”
牛春会说：“没有，就我自己。”
我说：“晚上仓库门是怎么锁的？”
牛春会说：“从里面锁的。”
我说：“从外面能打开吗?”
牛春会说：“不能。”
我说：“自行车是几点放进去的？”
牛春会说：“昨天晚上10点左右，一共放了7辆。”
我说：“怎么丢了一辆呢？”
牛春会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牛春会说：“我就是不知道。”
看看我要发火，汉田中说：“你看是这种情况啊，自行车是你看着放进去的，仓库门是你亲自锁的，你是靠着门睡的，离门最多3米，或者说是靠着自行车睡的，你们的仓库没有窗户，出入只有通过门，门锁又没有被撬的痕迹，可是车丢了，你怎么解释？”
牛春会说：“不知道。”
汉田中说：“一辆自行车吗，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们所长跟你叔又很熟，不会难为你的，说吧，说出来对大家都有好处。”
牛春会说：“不知道。”
汉田中仍然不温不火地说：“你把车藏哪里去了？你别犯傻，把车退给人家，就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什么地方？是派出所，你要想蒙混过关那可是想错了。”
牛春会说：“不知道。”
我说：“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牛春会说：“我冤枉。”
我上去左右开弓打了他三个耳光。实在太气人了，我还要打，被汉田中给拉住了。我说：“你说，你到底冤不冤？”
牛春会这混蛋像唱戏的念白一样说：“冤枉呀～”
我被气笑了，就决定不再审讯他了。和汉田中一道去了造纸厂，把所有的材料取齐，给他办了个监视居住手续，放在了派出所。然后马不停蹄查找那辆丢失的自行车，一旦找到，就可以对他提请逮捕。政府的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那辆自行车。这种犯罪分子鬼得很，他要是不想让你找到你就肯定找不到，他藏的地方你想破脑袋都想不到。可法律是讲证据的，找不到自行车就等于还是疑案。好在我们有监视居住，关他一个月，看谁能熬。我是说，要让我相信他没有偷自行车，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汉田中也这么想。
几天后，我基本上已经忘了打过牛春会三个耳光了，县检察院却来了两个人，问我是不是刑讯逼供了。我说没有呀，我就没有动过他一指头。检察院的人说牛春会的叔叔把我告了，说我把牛春会吊到梁上打，还用蜡烛烧他的脚底板，并说让他尝尝国民党的刑罚之类。我说谁这么扯淡？我绝对没有动过他一指头。检察院的人就走了，我也没把这当成回事儿。几天后，检察院的这两个人又找到我，问我是不是打了他三个耳光？我说没有。他们就又走了。
“三等功”对我说：“你知道牛春会是谁吗？他叔是造纸厂厂长，咱乡的首富，他还是县检察院检察长的内弟的表妹的大姨的侄女的同学，他们就是想整你。你知道检察院的人为什么问你有没有打他三个耳光吗？他们找汉田中调查过，汉田中把你卖了。他证明你确实打了他三个耳光——不过调查过又怎么地？不就是三个耳光吗？犯法能犯到哪儿去？”
我就有些恼火，去质问汉田中。“你这不是出卖我吗？”
汉田中说：“那你让我怎么说？”
我说：“亏你还开着妙语的铺子，怎么，智慧全让潘婷给吃了？你不就说个不知道就行了？还真的坦白从宽？”
汉田中说：“你真的打了人家三个耳光吗！有过不惮改。”
瞧瞧，这词儿让他给用这儿了。可能是为了安慰我，他又说，不就是三个耳光吗？能犯法？我想想也是，就没有深究。
我这人，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反应慢。比如说吧，我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一般不吃药，心想抗抗就过去了。到起不了床了再去医院，最后一算，又化钱又受罪，太不合算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那时候，老百姓都怕公安局，“一进公安局，不死也要脱层皮”，这是很多人的认识。就是说，警察在审讯的时候，打犯罪分子有很多高招。我们所长是个老革命，他曾经说过他办的一个案子。
一个犯罪分子，因为他老婆红杏出墙，他一怒之下把那两个奸夫淫妇给杀了。杀了之后，他还把奸夫的那玩意儿给割下来扔到一个隐秘的地方。一开始，这家伙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可在监狱住了一阵子之后，他就知道该怎么逃避法律的制裁了：他就是不说他把那团东西藏在哪里了，这样法院也判不了他死刑。那时候我们所长还很年轻，他老婆还没有得上精神病，正有干一番事业的野心。就把那个家伙从监狱里提出来，吊在公安局的一棵树上，也不打他，也不骂他，就这么捆着他双手，吊在树上。到第三天，那家伙支撑不住了，就说了。“你知道他把那团东西藏在哪儿了？”很多年之后，所长还得意洋洋地说。“藏在稻田的一个下水道里了。他要是不说出来，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也就无法定他的罪。”所长说的这档子事儿发生在刚解放不久。这是他警察生涯的经典之作，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们一上班他就把这事儿给我们说了。我们上班的时候，已经有刑讯逼供这个法律术语了。不过所长没有把它当回事儿，我也没有当回事儿。
所长完全知道我们审讯牛春会的情形，要传唤人必须给他汇报。我们还把审讯的情况给他汇报了，那时候我还没有打那三个耳光。――我倒不是说是所长授意我打那三个耳光的，是我自己气不过，你要是碰到那情形你也会气，我说的都是真的。――所长也很气气愤，说：“整他，使劲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