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好了衣衫，一干人牵着马匹一路朝北走去，一路上遇到不少的武林弟子，不少武林弟子上前朝萧琴询问去往北平燕王府的切口，萧琴怒目而视，他本相貌就带着三分威势，一怒之下，更是有一股怒意，之吓得不少武林年轻弟子直摇头，朱能瞧得好笑，心道：“这帮武林弟子，也配英雄，就这份熊样，只怕还上不得阵就吓趴下了！”众人跟他这般心思，纷纷一阵嬉笑，心情顿时舒畅不少。沿途遇到不少少林武当弟子，但一个逍遥谷的弟子一个没见，萧琴心道：“如今自己投靠了燕王府，师傅若是知道指不定气得半死，没见到师兄师弟们也好！”
傍晚时分，来到了燕王府，北平是连通门古的重要都城，军事位置极为重要，正是如此，这座元朝古都也显得极为繁华，朱能跟在一干武林人士身后穿越城镇，又行了十余里路便见燕王府雄伟的屹立在数丈外，众人相视已忘便急匆匆的朝燕王府干了过去。
六月正是北平最热的时候，眼下正是黄昏，被炎日炙烤了一整天的北平城变得稍微凉快一些。北平城内大街小巷人满为患，人们大都从自家房屋里走了出来，期盼着黑夜早些来临，好早入进入睡梦中，便在这时，城南的一扇大门“咿呀”的一声，被两个守卫的士兵吃力的打开了，跟着门外传来一阵有远及近的马蹄之声。正在游荡的人群被这车轮声惊动了过来，就在群众扭动脸颊之时，一辆马车已在数匹骏马的拉扯下穿过城门飞驰而出，只在满是尘沙的黄土路上留下了一片凌乱的马蹄印和两道平行的车轮印。
“看，刚才过去的不是燕王的马车么？”城门外的谢贵的大帐外，一个小兵惊异的冲着身后众位士兵惊叫道。
“你是不是眼花了，眼下天下武林擒王，又有我等大军团团围住，燕王那里还干出来啊，我看你是八成看花了眼吧？”一名小旗服饰的军校立刻驳道。
“就是，我看你啊，八成是看花了眼，燕王的车能是这样吗？你瞧那马车，普普通通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王爷的马车吗？”另一名穿着一副卒字服饰的小兵也插言道。
“呵呵，瞧你说得好像是那么回事儿，那你说说，王爷的马车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原先的那小兵抓着后来的一个小兵的语病，反问道。
“这个……这个……？“后来的小兵没见过王爷的马车，刚才瞧那辆马车普普通通，方才这么随口一说，没想到被眼前的这个小兵反问了一句，一时答不上，神色颇为尴尬。
“王爷的马车吗？以我看应该是这样的，珍珠一般的珠板、红漆轮辐，车身装饰精良，且有宽阔的象辂！“
“嗯……嗯……对了还应该有数百名护卫拥护吗？这才是王爷的马车吗？“另一个小兵有些得意的自顾自说，正想同伴赞扬两句，忽听得后来的那个士兵冷哼了声，道：”数百名护卫拥护呢？难道你望了太祖的礼仪秩序！“
后来的那笑小兵话音一落，刚才还满脸得意的小兵，登时满脸通红。
这一难怪，谁让他忘了朱元璋定的礼仪秩序呢。在明朝朱元璋是个十分注重礼仪秩序的人，自他登上帝位后，并不以此为满足，紧接着又部署制定一整套的礼仪制度，洪武二年八月，明太祖以“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为由，敕中书省传令全国各地举荐“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礼送至京，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于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简、刘余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入局参修礼书。当时恰逢《元史》馆第一次散局，被征入史局的新淦名儒曾鲁“将乞身还山”，在宋濂等人的举荐下，明太祖“因命与诸儒同纂修”礼书。到洪武三年）九月，礼书修成，明太祖赐名曰《大明集礼》。同时，“授曾鲁、徐一夔、周子谅、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赐还乡里，俱赏赐有差”。在他的治理之下，无论建筑、服饰、仪仗，各个方面轻易没有敢僭越的，虽是如此，敢予僭越的也不是没有，有那么几个，大将军蓝玉，恃功骄纵，又多蓄庄奴、假子，恣意横暴，夺占民田飞扬跋扈，嚣张不可一世，打跑脱古思贴木儿之后，居然睡了他的王妃，坏了朱元璋羁绊蒙古贵族的拉拢政策；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如此种种不法，太祖岂能容忍，虽然他一直很欣赏蓝玉的将才，最后还是被他给砍了头颅。
如今的大明国内，可没有人敢僭越礼制的，这一车只有三个人，就算一人一半护卫，能有这么多人拱卫，摆出如此仪仗的，也必是亲王一等的王公贵族。车上的三人正是朱棣、朱高熙、朱高燧父子三人，这三人自是没有注意到车外的这些门卒，此时的他们，正为即将到来的惊变忧心不已。
小景查了好久，才查到有关朱元璋在礼仪方面的文字，附注如下，希望各位书友们也能了解一反，不是凑字数，也不要钱！
朱元璋制定礼仪制度
公元1368年的应天府特别热闹，朱元璋在此登基，下令将应天府改名“南京”。1月23日举行登极大典。首先由皇帝登上祭坛分别向天地献祭。文告上达神明，宣布王朝的国号为大明。接着朱元璋登上宝座。宰相李善长率领百僚和国宾敬献贺辞，接着朱元璋前往太庙献上表文和玉玺，追尊他的前四代祖先。然后向天下发布登位诏书。
这份诏书说：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分争。朕本淮右〔即安徽〕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勉循众请，于吴二年正月四日（1368年1月23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朱元璋登上帝位后，并不以此为满足，紧接着又部署制定一整套的礼仪制度。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年（1369）八月，明太祖以“国家创业之初，礼制未备”为由，敕中书省传令全国各地举荐“素志高洁、博通古今、练达时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礼送至京，参考古今制度以定一代之典”。于是，“儒士徐一夔、梁寅、刘于、周子谅、胡行简、刘余弼、董彝、蔡深、滕公琰至京”入局参修礼书。当时恰逢《元史》馆第一次散局，被征入史局的新淦名儒曾鲁“将乞身还山”，在宋濂等人的举荐下，明太祖“因命与诸儒同纂修”礼书。到洪武三年（1370年）九月，礼书修成，明太祖赐名曰《大明集礼》。同时，“授曾鲁、徐一夔、周子谅、董彝以官，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赐还乡里，俱赏赐有差”。
有学者提出，贫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文化程度不高，为何对制定仪礼制度大感兴趣？这是因为朱元璋虽然“以游丐起事，目不知书”，但是其在政治上比当时一些割据地方的军阀高明，具有远见卓识，在参加起义军并独树一帜以后，他曾认真总结元朝政权倾覆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元朝统治者缺少严格的礼仪制度，致使“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使天下**”。就连郭子兴等各股起义军队伍的先后失败，朱元璋也认为是由于“皆无礼法，恣情任私，纵为暴丨乱，由不知驭下之道，是以卒至于亡”。他认为，若想推翻元室，建立起稳固的新政权，就必须要有详备、严格的礼仪制度。因而，当群雄割据、干戈扰攘之际，他就做好了制定礼仪制度的思想准备。而制定礼仪制度必须依靠读书人，因此在明王朝建立前后一段时间内，朱元璋对知识分子是相当器重的。
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初登吴王位，便立即告谕群臣：“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民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明太祖在登极后不久，即征召数十位在野儒士进京，会同朝中儒臣考礼、议礼，修纂了《大明集礼》，为恢复明朝初期的封建秩序和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有的学者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礼仪制度的的用意还在于消除元代旧习，利用合法化的象征以提高、强化朱明新王朝统治者的地位。打消那些尚忠于大都的元蒙政权的人们的疑虑。强调封建等级制度，尽快恢复由于元末农民战争而被削弱的封建秩序。因此，议定礼仪就成了朱元璋登极之初的一件头等大事。
他登极后一年之内，曾数次诏令朝臣议定各项礼仪。仅见于《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元年（1368）闰七月，诏定军礼。“命中书省会诸儒臣议古者天子亲征、遣将、出师告庙、奏凯献俘，及论功行赏诸礼仪。历考旧章，定为成法以进。”九月，定正旦朝贺之仪，又定中宫朝贺之仪。十一月二十六日，议耕藉礼。二十七日，定皇后、太子妃嫔、百官命妇冠服之制。二十九日，定太子及品官庶人冠礼。十二月初五日，“诏中书省会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及“三师朝贺东宫仪”。初七日，诏令礼部及翰林诸儒臣议定皇太子、亲王及士庶婚制。十七日，诏令礼部尚书崔亮等议定中外官员亲属冠服之制，“凡内外官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等所用冠服均有定制，不得僭越”。二十三日，颁社稷坛之制。当时朝中博通经史、谙习历代掌故的儒臣，如李善长、刘基、钱用壬、崔亮、朱升、陶安、詹同等人，都参加了议礼工作。其中崔亮出力最多。
洪武朝首任礼部尚书钱用壬，除“与陶安等协议郊庙、社稷诸礼”外，又援引汉魏以来典制议定了释奠、耕藉礼。翰林学士朱升议定了宗庙时享、斋戒之礼，刘基议定了百官朝会礼，詹同议定了裕禘礼。
朱元璋还将议礼作为一种笼络、收买在野的知识分子的手段。
自南宋以来，朱熹理学兴起，并逐渐在学术界占据了统治地位。江南一带，朱学蓬勃发展。一些读书人有的一生“不事科举，一意经学”，有的虽曾踏人仕途，但对做官兴趣不大，却“僻居乡陋，孜孜于理学”。尤其是元末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知识分子为避祸，埋头治学，更促进了理学的发展。到了明初，金华、徽州、江西等地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理学家。明太祖征召这些人参与议礼，不仅是对理学的推崇，使之成为显学，同时也可使理学渗透到各项礼仪制度之中，以期达到“讲道道德，兴起教化”的目的。
朱元璋还利用江东文人“以文墨相尚”的特点，以开局修纂典籍为名，拉拢、羁縻三吴和浙东地区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销靡对自己的抵触和敌视，培养他们对明朝政权的思想感情。
山阴名儒杨维祯，当时已经73岁。因避兵乱徒居钱塘、松江等地。他于文学、史学、诗辞均有较深的造诣。所作史论《正统辨》，被人誉为“万世公论”。他的诗文“隐然有旷世金石声，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一世之耳目”。许多文士拜倒其门下。
太祖派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但杨维祯回答说老妇行将就木不忍再嫁，委婉拒绝。次年，明太祖再次派人相召，他竟以蹈海自杀相抗。对此，朱元璋再次让步，答应不“强其所不能”，准其“不受君王五色诏”，而是以宾客的身份相见。杨维祯难以拒绝，只好启程进京。但在京城仅居留110天，就告辞回乡。朱元璋“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并派诸位饱学的大臣把盏饯行，还赋诗相赠，场面很是风光。杨维祯被捧得飘飘然，其实，真正得到便宜的是朱元璋而不是他杨维祯。因为这样做的直接效果固然显示了杨维祯的所谓“气节”，但树起的杨维祯这个“典型”，能使杨维祯众多的弟子乃至全天下的知识分子中改变对朱元璋的看法，认为他是一个思贤若渴、屈己待人的“圣主”。
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当时在野的名儒有三分之二左右参加了明朝政权，这些风云一时的理学家和文坛领袖，由拒绝出仕，经过“合作”终于被明太祖的“恢廓宏度”所感召，放弃了故元遗民的立场，出仕明朝，其中有的人还为朱明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元璋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仅扩大了明朝的官僚队伍，充实了各级统治机构，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通过这些缙绅阶层中的知识分子的归附，进一步获得了天下士人和整个地主阶级的承认与支持，扩大了朱明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不能不说是他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