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迁一脸黑线。
这是侮辱我的智商么？但是王兄弟说不认识，那就不认识好了，摊开这件事也没啥意义。
不过这次见面却让王伦坚定了在东京生活的期望。这么漂亮的小妞，三年为婢才一百贯，稍微努力一下自己也能出得起。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总有机会把小娘子骗到手吧？再说这三年时间有美女养眼的生活也会很惬意罢？
于是决定回转，当然原因是道路泥泞难走，这么个雨天也问不出个名堂来，不如早点回去，在城里再努力寻一处地方。
既然同回，那就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李瓶儿见他们也回转，心下诧异，免不了问道:“官人出城这是做甚么？”
“我们兄弟要找一块稍大的地方租住，做些生意方便。”
李瓶儿奇道:“做生意不该在城里么？”
王伦实话实说:“就是在城里没寻着好地方，这才想到城外看看----我们要制作产品，还要兼顾住宿，因此遍寻不到。”
李瓶儿亮起一双妙目，迟疑了一下道:“奴家倒知道有一个地方，不但颇大，还在城中。官人若是不弃，奴家且带你看看，若是中意，价格好说。”
在王伦想来，她久居东京，做的行业接触的人相对多，难免路子熟一些。见她这么说，便有了兴趣:“如此甚好，若可行，价格便按行情，小可只蒙娘子的情罢了----这地方是哪里？”
李瓶儿揾嘴笑道:“说来也巧。奴家的一个主顾因为母亲丁忧，一家人正要回老家，他的房子便空着。因为房子刚刚修缮过，他不想发还店宅务，若是官人愿意续租，奴家可以居中协调的。只是丁忧期满，官人便需另找房屋了。”
经过晚唐五代的长期社会动荡后，于儒家封建道德而言，自然甚为沦丧。赵宋皇朝为了维持巩固统治秩序而大力宣扬孝道，便相当重视丁忧制度，鼓励官员解官守孝。
通常守孝三年，实际上一般是二十七个月。虽然也有所谓“夺情起复”者，但这股风气远没有明朝来得猛烈。不单有儿子为父母、承重孙为祖父母丁忧者，甚至有在制度上并不需要丁忧、而当事人主动要求的情况，有为兄弟，还有为前幕主、前上司去世而丁忧的例子。
两年多的时间，够王伦腾挪的了。而且李瓶儿说房屋是修缮过的，这个很好，会省不少钱。而能够生活一家人，自然地方是够的----计划中的生产基地也不需要多大，一间屋足矣。
更大的好处是在城里，这省了多少麻烦！
“不妨事，足感盛情----先说明白，小可现在是没钱的，酬劳只能留待将来，呵呵。”
“官人这么说，可是见对奴家见外了！”
“不见外，这对我们兄弟来说是当下很紧迫的事，若是能拿下，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奴家回去就去做。”李瓶儿想了一想，然后果断地说。
“那就感谢小娘子了。不管成与不成，这份心意小可领受了！”没有现实的好处，只能说些廉价的感谢了。这时候的王伦，便羡慕很多影视剧里女子的台词:若是对方长得还行，那就是“小女子无以为报，当以身相许”。若是对方实在难看，便是另一句“来生做牛做马结草衔环来报。”
在一瞬间，他真的有以身相许的期望。
“官人再这么客气，奴家要生气了！”说是生气，她却没有一点不好的脸色。
大道泥泞，于是，王伦和杜迁又成为李老汉和李瓶儿的推车人。王伦和李瓶儿一个车里一个车外一路闲聊，倒也其乐融融。
回去时甚至比来时还难走，但是王伦却觉得，归程的时间更快些。
李瓶儿真的是上心，刚进城里，不顾辛劳，便带他们直奔位于甜水巷的那处宅院。估算距离，与李瓶儿所住的贡院不远，却是一处临街的所在，上下各两间，还有一个小庭院及一个小灶屋。在寸土寸金的东京，实在是难得的。
原来那家人姓程，在京已经居六年。因为事发突然，便急急收拾些箱笼欲回乡，不及处置房屋。王伦过来，倒赶个巧。
“竟然是李小娘子----小娘子怎么突然拜访敝宅？当真难得。”
姓程的官员显然对李瓶儿登门十分惊讶，看年龄止在四十岁上下，形象倒是挺不错，不过在看到李瓶儿时瞳孔的放大和那男人都懂得的面容变化，王伦便断定这厮不是个好鸟。
特么的还在孝中啊，装一下会死啊！
“知道府上不便，本不该打扰。只是我这个表哥刚来东京，想找个房子住下来谋个生计，奴家想到大官人的房子将要空着，便过来看看。如果大官人想转租的话，价钱可以商量。”
姓程的官员看了王伦一眼，有几分疑惑，但也仅此而已。
“这个倒是没想到。实不相瞒，某此次回乡却没打算退房，一来此房难寻，二来难免还要来回东京打点，有个地方住宿强比住店。”
知道这姓程的官员肯定在家里操心丁忧后的安排，李瓶儿看来和他甚是熟稔，轻笑道:“房子便闲着两年的时间也不好----官人纵是起复也当在两年之后，便让我表哥代为照看两年也不打紧。不然的话，表哥便只能住在奴家的阁楼了。”
这么一说，姓程的官员立刻开明许多:“往日都是程某求小娘子青睐而不可得，现在小娘子有话，某安有不从？不过某即需离京，恐没功夫分租。如果令表哥能整屋租下，却再理会。”
这个要求很合理。如果王伦只租个一两间，对程家来说还要另找别人，费时费力不说，若是人家不愿合租，到头来又是麻烦事一件。
李瓶儿便看向王伦，等他拿主意。
“小可全部租下，就不劳程大官人费心了。”急人之急是王伦的好传统，为此稍稍地奢侈一把也能接受，而且李瓶儿为了帮他，连瓜田李下的嫌疑都言明了。
本来，公租房的一间是指一大开间，若是单单两兄弟居住是足够了，很多家庭都是租住一开间，然后在室内进行分隔，一家老小都能住到里面。
但是王伦他们不能，他们租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模化生产肥皂，所以地方要大。为了方便生产以及扩充产能，这上下两层四间房屋，楼底空着做工，楼上两间居住，倒也舒服得很，只是钱要多花了。不过想到马上的财源滚滚，这些已经不在话下。
“如此甚好。不过赶明儿再来时，小娘子可得为某单唱一支小曲，哈哈。”
李瓶儿便露出百种风情的笑。
商谈出奇的顺利，位置这么好，又有高墙遮蔽，十分适合做些隐秘的勾当。王伦看了，十分满意，便价钱也能接受:整租下来，年合钱二十贯。
这个价格确实很公道。
因为和买房动辄千、万贯相比，租房真的是很便宜的。
要说宋朝是个很幸福的年代呢？连政|府都考虑到市民居住的问题。历届政|府都向东京市场投放大批公共租赁房。天禧元年（即1017年），政|府提供的公租房有23300间；天圣三年（即1025年），增加到26100间；熙宁十年（即1077年），公屋有14626间，别墅有164所。
这样不停地投入，光公租屋都够东京百万居民的三成住的了。再加上无数的民居，所以在大宋，买房贵而租房便宜。
便宜到什么程度呢？以上这么多的公租房，平均下来每间每天花费不到15文。
什么概念呢？东京的下层市民，不管是摆地摊卖点东西，或者给人家雇佣为佣人，或者在官营手业场打工，日收入一般是100至300文钱。也就是说，一名下层市民，只要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便可以租到一间房子，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所以说，宋朝是廉租房的鼻祖。
不过这个廉租房制度也有弊端，就是大多质量较差，以致于租房经常找“店宅务”的麻烦要求修理。所谓“店宅务”，就是公租房的管理机构，他们也是见人下菜，一般情况下只管登记，却是不管房屋质量。
底层的租房，店宅务能够敷衍了事，但如果是官员就不好办了。因为经常发生官员和店宅务为修缮房屋扯皮的事，甚至还捅到皇帝那里。为此，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曾以诏书的形式颁布过一项政策，称“应宣借宅，如欹侧破损者,不须官修”。
宋制，刺史以上官员的住所，可以按级别不同配置4到35名军士或胥吏充当侍卫，名曰“宣借”。政策的意思是:高官们“宣借”的房子，如果歪了塌了，店宅务是不负责修理的。
这个只是个规定，碰到牛叉的，又当别论，比如这位。据李瓶儿透露，这个姓程的官员刚投到蔡京门下，所以他租的房子被修缮得极好。如果不是因为急着回家，说什么也能转租个三四十贯的。
只能说李瓶儿的面子够大，或者说这姓程的另有所求。
不管怎么说，李瓶儿是帮了他一个大忙。但在王伦感谢她时，她淡笑着说:“也没甚么关系，他从前是到我家听曲的常客，对奴家有些想法。这次让他蒙情，只怕他还要感谢咧，这种人奴家见得多了。”
原来如此。虽然她是在帮他，但是王伦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却未免有些莫名的不爽，纯粹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