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卷 第五十六章 出走
我们很少和吴子俊说话了，因为如果我们叫他“吴子俊”或者“阿俊”的话，他不会搭理我们，必须叫他“”或者“ZijunWu”才会有反应。
开学的时候，他当众宣布过：“以后你们别跟我说普通话，必须说英语！谁跟我说普通话我跟谁急！”
其焦急的心情我们是非常理解的，毕竟没有拿到四级证书的现实对一个即将毕业的人来说是残酷的，但是用英语跟他交流所带来的痛苦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残酷的。
譬如你要他帮个忙，你不能说“Can U give me a hand？”，而必须说“Can you help me？”否则他会问你凭什么要他一只胳膊。
值得庆幸的是，四级打分方式的改革，使得拿学位证的要求降低了，吴子俊最终还是拿到了学位证。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疏远了招聘会之后，我用前所未有的专注来做着毕业设计，在离答辩还有半个月的时候我就已经将设计、仿真、论文全部做好了，并得到了导师的点头。
记得刚开始我妈还问我要不要掏钱找人帮做毕业设计，我说我还想帮人做挣点呢。与经济的发展成反比，找枪手做毕设的费用越来越低了，据说数年前，做一份得一两千块钱，而现在几百块就有人干了。
临近毕业离校的这段日子里，久未露面的辅导员和专业负责人一时间都冒了出来，轮番来找我们这些迟迟未签约学生做工作——软硬兼施地要我们挂户口，也就是和西安的一家人才交流中心签三方协议，并将户口挂在交流中心那里。（我终于知道为何每年在学校宣传栏上都能看到那些热情洋溢、振奋人心的数据了：今年我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7。8％）
听说学校放出话来，凡是愿意配合的就算是帮了学校的忙，学校是不会亏待他的。显然这话有半句没说完。眼看着周围许多有把柄在学校手里的同学纷纷妥协，我感到了孤立无援，但是为了使社会以及后来的学生和家长不再遭受蒙蔽，我告诉自己要咬牙挺住。
于是我有意躲开他们的围追堵截，他们找不到我了，但是找到了我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导师知道我的电话。
说起我的导师，是一位年轻的在读博士。选毕业设计课题的时候是每位老师出几个题目，由学生自己选题，有的老师一个人带七八个学生，而选我导师的题目的只有我一个，是我的英明抉择使他避免了无人可带的尴尬局面。
导师拨通了我的电话，向我说明了来意，而我也婉转而又坚决地表达了我决定，经过一番摆事实、讲道理、讨价还价之后，导师终于被我说服了，他叹了口气说：“那我回头跟他们说我也找不到你。”
离答辩还有两周，我决定去北京遛几天，看看外地学校的学生日子是怎么过的，顺便到外面躲躲（我回来之后不再有人找我挂户口了，据说是指标已经完成了）。
十二个小时之后，我出现在了北京西站。土匪说他不来接我了，北京的交通太操蛋了，只告诉我他住在颐和山庄，让我自己搭车过去。
我花了两块钱从一个北京老太太手里购得一张北京地图，我轻而易举的从上面找到了颐和园，但是我在颐和园周围掘地三尺也没找到一个叫颐和山庄的地方，于是我问那老太太，老太太说：“西北边儿，再往外，五环附近呐。”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我终于在颐和山庄下车了。一个男的在站牌下站着，估计是等车的。我等了几分钟，左右张望，还没见土匪的身影。于是我拨通了他的电话，这时旁边那男的手机也响了。
电话接通了，我说：“我到了。”
土匪说：“喂，到哪儿了？”
我和旁边那男的同时扭头惊讶的看着对方。
我操！那男的就是土匪！
仔细一看还真是！我俩张开双臂将对方紧紧抱住，哈哈大笑，引得路人驻足，妇女侧目。为了避免造成交通阻塞，扰乱首都的正常秩序，我们及时的松开了对方，我看见围观的妇女儿童老少爷们都随着我们的松手而松了一口气。
土匪说：“咱们得有四年没见了吧。”
我说：“可不，每年回去都凑不到一块儿。”
土匪高中的时候是年级足球队的，那身材绝对健美，当年也称得上是年级一枝花，颇受女孩青睐。没想到几年没见居然养起了小妇（腹），脸也发福了。
我说：“你他妈吃观音土了吧？咋肿成这个球样子。”
他嘿嘿一笑，说：“年纪大了，没当年的冲劲了，把球场让给后辈了。”
我说：“到底是首都的生活好过呀，你看我，发配到西北苦寒之地，几年下来没长一两肉。”
土匪打了我一拳：“还说我呢，你他妈大热天的，留那么多胡茬子干嘛，你热不热？害得老子也没认出你来。”
……
土匪和另外三个哥们一块租的房子，四室一厅。
我洗了个澡之后就到晚饭时间了。土匪说：“走，吃饭去，今晚回来看球。”
我才想起今晚世界杯就要开球了。
这片住宅区附近餐馆饭店挺多的，土匪的几个哥们都很热情，问我吃什么，我说客随主便。
讨论喝什么酒的时候，其中有一哥们是绍兴的，极力推荐大家喝黄酒，他说：“多少年了！老子每次提议喝黄酒都被你们毫无人性的枪毙掉，这次无论如何你们得喝一次！”
这哥们买来两坛黄酒和一包黄糖，还跟老板要了个酒精炉子——听说过青梅煮酒，还没听说过黄糖煮酒的。
酒煮烫了以后散发出浓烈呛鼻的药酒味。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那绍兴哥们搅动着黄糖，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额头上流淌着幸福的汗水。
我强忍着刺鼻的药酒味咂巴了一口，就两个字——难受！感觉就像喝中药，而且是发了酒糟的中药，确切的说喝的像是小时候怕苦加了糖的发了酒糟的中药。
绍兴哥们说：“谁要是肾虚，再往这酒里加几片生姜，喝了包你龙精虎猛。”
另一北京哥们立马嚷到：“老板，给我们切碗生姜来！”
北京哥们问我要吗。我惭愧地说我没机会肾虚（本来就够难喝的了，再加点姜还能咽得下？），谢绝了他的好意。他给自己加了几片，然后灌了一口，大呼：“我操，还真他妈够劲！从胸口到小腹这儿热乎乎的。”（能不热吗，还别说喝热药酒了，就是喝杯开水也够你热的）
觥筹交错、酒足饭饱之际，土匪的电话响了，是老刀打来的。
老刀在北京呆了几年也学了一口半生不熟的京片子，张口就问：“喂，嘛呢？”
土匪说：“喝酒呢，跟唐宣一块儿。”
老刀惊讶到：“我操！丫来北京了？”
我一把抢过电话：“喂，老刀啊，你哥我视察你们学习生活来了。”
老刀喊到：“你他妈的来也不跟我打声招呼，真他妈不够意思！我在刀郎烧烤摊呐，土匪知道地方，你们一会儿过来坐坐。”
我们过去的时候，老刀和一个女孩坐在那儿，是他女朋友。
我和老刀也有两年没见了，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几瓶啤酒下肚，老刀就开始频频出没于卫生间，而我和土匪却坐得稳如泰山。
土匪说：“刀儿啊，不是我说你，生活注意节制点儿，这才哪儿跟哪儿你就上了多少趟厕所了。”
一听这话老刀的女友脸红了一下。
老刀反驳到：“扯淡！咱一人少说也喝了三瓶了吧，上两趟厕所有什么奇怪的…不对呀，你们怎么一趟也没上？我看看是不是尿裤子上了？”说着在我们身上扒拉着试图找到答案。
“我们刚喝黄酒了，浑身发热，这点啤酒都给挥发掉了。”
老刀恍然大悟：“我说呢，刚一来就闻到一股子药酒味儿，还以为谁伤筋动骨了呢。”
我问老刀毕业了有什么打算。
他喷着酒气说：“都说咱这个时代是没有大师的时代，我不信，哥们已经下定决心为艺术献身了！”
“我看你是想为艺术系的女生献身吧？”
“去，我可是认真的。”
……
晚上哥几个一人拿了张席子铺在厅里躺着看球。
第一场是德国对哥斯达黎加。
土匪说：“还记得吗，高三那会儿，也是世界杯，快要高考了，咱们还逃课溜出学校到外面看球。”
我说：“怎么能忘了呢。还记得那会儿上百号人挤在一个球场上踢球，立两块砖就算是球门了”……
四年前的这时候，虽然是在紧张的复习备考中逃课看球，只能偶尔看一场，可那时觉得生活有目标，看着过瘾。而四年之后的今天，无需逃课，可以整夜整夜的看，我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我在胡思乱想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又被地板轻微的震动吵醒了。
我问土匪咋回事。
土匪说：“没啥，那北京哥们叫了个妞来，正办事呢。”
我关切地问：“黄酒喝多了？”
土匪说：“不关事的，他平时就这样，他参加工作一年了。”
第一场已经踢完了，德国4：2，现在正在播波兰对厄瓜多尔，解说在电视机里唧唧歪歪。房间里不时传出女人的哼叫声。另一个石家庄的哥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心如止水地完成其毕业论文的，论文题目是《论当代社会现象在大学校园中的映射》。据说土匪说，此篇论文后来获得了一干老教授的一致认可，他们给出的评价是：深刻。
我又问土匪工作的事，他说他已经签了一份工作，给一家出版物当信息采编，试用期过后工资一千八，外加一点伙食补助什么的，一共两千出头。
我向土匪表达了我的祝贺和羡慕之情。
土匪说：“别扯淡了，这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在北京混的外地人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混得好的，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一种是混得不好的，忙活了几十年，连块合法的私人居住空间也没混到，到头来辛辛苦苦挣的那点钱都交了房租。前一种人凤毛麟角，后一种却多如牛毛。”
土匪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还特意给我算了一笔帐，他说：“就拿咱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来说，五环，够郊区的了吧？就这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据说买的时候就要四十八万，估计北京没再比这便宜的了。就算今后几十年里地价、房价一分钱不涨，就我那两千多块钱工资，除去房租、水电费、伙食、交通费、通讯费，其他的衣服鞋袜、烟、交际、医药费还都没敢算，每月能省出五百块钱那就算阿弥陀佛啦。你想想，一年也就能存六千块钱，十年六万，八十年才够四十八万啊！到那时我都他妈一百多岁，早他妈与世长辞了！”
于是我问他既然前景如此暗淡，为什么他还要留在北京。
他说后来想通了，租房还不是一样住，买的死了你也带不走。
我忽然想起土匪大学里交的女朋友，就问他：“你女朋友呢？”
“去年就分了。”他说得很平静，平静得就像说的是别人的事。
“打算再找？”
“不找了。至少在事业没有任何成功的兆头之前不找了。”
“那要是一辈子成不了事呢？”
“操，你他妈别咒我。”
“我是说万一。”
“那就打一辈子光棍吧，不是说中国男人比女人多几千万吗，再加上做小姐的，当二奶的，怕得有上亿吧，肯定总有人得打光棍的。正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你怎么解决正常需要？”
他说：“有一种行业的历史几乎跟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长，要不就one-night stand，再说了世上最先和男人发生关系的通常都是他的左手或者右手。”
我告诉他：“我说的是情感需要。”
土匪典型的光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
第二天早上我到清华的一个同学那儿，他骑着自行车带我逛了一圈校园，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大。中午我在他们食堂蹭了顿饭，然后又在他们宿舍眯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我让他给我本书。
他问我：“要什么书？”
我说：“随便，最好是可读性强一点的。”
他随手递给我一本学生守则，我清了清嗓子，很虔诚地念了起来。
他问：“干嘛呢？”
我说：“实现梦想。”（在很久很久以前，到清华念书一直是我的梦想）
接着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北大，路上一男子问我：“哥们要证吗？清华北大的都有，四六级的也有。”
“死亡证有吗？”
“有，有，结婚证、准生证，什么都有。”
其职业态度使我想起了当年半道上向我和俞洋兜售毛片的那哥们。
为了证明我到过北京，在往后的两天里，我象征性地转了一圈故宫和颐和园，并留下了照片以为凭证。可惜我忽略了一点——数码影像不能成为有效证据。回去之后，俞洋他们看了也只会夸我photoshop学得好而已，他们会说：“干得漂亮啊，旁边要再坐一慈禧老太太，效果就更好了。”
期间有几个青春活泼的韩国美眉请我帮她们拍照，叽哩咕噜地冲我说了一通，可惜韩语我就会一句“萨朗黑油”。初次见面就说这个似乎有点轻浮之嫌，不利于在外国友人心中树立我国非礼勿说谦谦君子礼仪之邦的光辉形象。
一个星期之后，我乘上了返回西安的列车。
本届世界杯，我关注的不多，也无心关注更多，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几个凌乱的片段，但是刻骨铭心。贝克汉姆的掩脸痛哭，菲戈的黯然神伤……当然，还有齐达内遗憾的背影。多少我们这一代人看着他们踢球长大的天才告别了国家队，告别了世界杯，甚至，永远告别了绿茵球场。他们谢幕的同时，我们的学生生涯也划上了句号，我们的青春也已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