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叫卫红“追鱼”，是有缘由的。
我们这些生于70年代的老人也追星，对于女孩子来说，镇上影剧院里长袖善舞披红挂绿头插珠翠的女戏子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我们经常成群结队的跑到影剧院里看她们彩排。
镇上最有名的剧团是“昌明班”，班主是个大腹便便好脾气的胖子。一年到头穿着白色的府绸衣裤，戴顶黑色的礼帽，如果手上柱根文明棍，加副墨镜，大家一定不会怀疑他就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
昌明有一个道具很神奇，大约是他自己琢磨的罢。吹拉弹唱的家伙什结合到一张桌子上。他往桌子后面一坐，手脚并用加上一张嘴，一个人就撑起了一个后台。那个范，和打爵士鼓的披头士有的一拼。
“轻轻块、轻轻块”，小镇演戏的开场白总是很简单，也许因为我没有什么音乐细胞，能记得的也只有这个节奏。
其实主要原因是锣鼓钵一响，漂亮的小姐姐就出现了，站在台上咿咿呀呀的开始唱戏。我们那时候对唱的什么内容并不感兴趣，我们着迷的是小姐姐的扮相、小姐姐的头饰、小姐姐的罗裙。
不过通常时候唱戏的也是穿着普通衣服出场，脸上也并不浓墨重彩，她只是摆个架势翘个兰花指扯了嗓子开腔。但是神奇的很，只要小姐姐一开腔，我们这些旁观者就像被孙悟空使了定身法，眼睛只是盯着台上的人舍不得挪开半步。
台上唱的越投入，台下看的越痴迷。难怪有人总结“台上的是疯子，台下的是傻子”。
那年头，我总以为能去学做戏的都是一等一的人物，心里暗羡不已。回家对着镜子里的大饼脸叹气，这辈子能捞到上台的机会也只能演演丫鬟了，没有福气站到聚光灯下。
卫红最喜欢看的戏就是《追鱼》，她最拿手的片段就是演那被雷劈的鲤鱼精。
读小学的时候，学校有一块茶园。采茶季到来，每次学校里劳技课都是指派我们去山上采茶。
卫红的手脚出奇的麻利，她总是三两下就完成任务，把我们的篮子一起填满以后带我们避开老师的目光开始“做戏”。
那时候的天总是很蓝，快乐总是很简单。其实我们并不会唱戏，只是卫红解开围巾披在头上往地上一躺，做出一副痛苦而又幸福的表情翻滚。我们这些演丫鬟跑龙套的也解下围巾，一高一低的撑在手上，围着她打转，做出惊涛骇浪的感觉来。正着跑一圈，反着跑一圈，然后手拉着手一起跑到卫红身边扶起她。
我总是演那个捧着鲤鱼精拔下的麟片献给观音娘娘的丫鬟。记得那句台词是“娘娘，麟片在此，从此天庭落凡尘”。
今天晚上坐在房间里的卫红让我感觉有些陌生。她像我们从小看到大的戏子一样画了脸，显得有些虚假。
她和一个戴了鸭舌帽的后生并排坐在床前，床上整齐的叠了八床被子，被面都是明晃晃的红色。被子上方并排放着两个红枕头，枕头中间坐着一对塑料洋娃娃，看穿衣打扮是一男一女。
我偷眼望了一下，不禁脸红了。今晚，这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女孩子就要和眼前这个男人在这张床上睡觉吗？面对一个陌生人，她会不会害怕？是不是过不了多久，他们会升级成为爸爸妈妈，有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小孩？
婚宴是第二天中午进行，因为是男人嫁给她，所以卫红和她的新婚老公一起坐在床前给来宾抓糖果花生。
那后生倒也真的像个小媳妇似的低头坐着，并不说话。小小的婚房来来去去挤满了人，空气有些暧昧的甜蜜。我的心里有些难过，卫红就这么把自己给嫁了，她和他之前认识吗？她们谈过恋爱吗？她幸福吗？
因为客人多，我并没有机会和卫红多聊上几句。手里捧着花生糖果，我和母亲小心翼翼的避开猪屎尿冲开的小道，回了家。母亲叹口气，“一年辛辛苦苦养猪，弄的家里臭哄哄，也没见家里多少宽裕。希望这个女婿招进来，早点撑起门面，生活过好一点吧”。
卫红的老公是在一年之后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来的。那时候卫红刚生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儿在做月子。突然他老公就躺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
一家人哭天抢地手忙脚乱的把人弄到医院，这个老公倒是慢悠悠地醒转了过来。原来他知道自己的病，这是娘胎里带来的“癫痫”，土话叫“猪娘疯”。一般情况下也不发病。但是再控制的好，遇上身体劳累情绪波动，一年总会来那么一两次倒地吐白沫。
也就是说，她这个老公看起来挺壮实，其实银样蜡枪头，不能顶门立户。辛苦赚钱的事还得卫红自己来。
我听到这个传闻时，卫红已经不再跟着她的舅妈“穿棕板”，她和她的女伴们去了温州。
这一年，卫红21岁，她在温州的小作坊里组装一次性打火机。在这里，她遇到了他。